编委直通车 | 春风一甲子，为霞尚满天——崔功豪先生的规划人生

本文原刊于《凤凰品城市》2016年10月期，感谢作者李彦授权转载

崔功豪先生是新中国最早培养的学者之一，他不仅仅是亲身经历，更是作为城市规划科学发展的推动者直接参与塑造了中国城市规划的历史，是中国城市规划历史性成长的代表人物之一。出于崇敬和学习，我们回顾崔先生的治学和实践，不仅如数科学耕耘的家珍，更以此从多角度了解中国城市规划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在刚刚结束的201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中，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将“终身成就奖”之一颁给了我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崔功豪先生。长久以来，崔先生致力于城市规划领域的学术研究，并躬身推进城市规划行业及中国城镇化发展，贡献杰出。

作为南京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奠基人之一的崔功豪先生，自身汇集了严谨的学者、宽厚的师长、谦和的学友等多种影像，可以说，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60年，也是崔先生求索中国城市规划的60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1952年，崔功豪先生进入南京大学地理系学习。为了这来之不易的机遇和青年的憧憬，他立下了学好专业、报效国家的志向，并写下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联贴在床头以自勉。大学毕业后留校，并至北方交通大学参加苏联专家讲授的运输经济学高级研修班学习。在这可贵的一年半中，崔功豪先生不仅完成了研修班的课程和论文写作，还学完了运输经济专业全部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程，为他以后的交通运输研究和规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青年时代的崔先生

1958年2月返校，同年5月，崔功豪先生被派参加中苏青海甘肃综合考察队，进行青海柴达木和甘肃河西走廊资源考察与区域经济开发的调查研究工作。考察队专业队伍精干，每个人都独立承担几方面的任务，崔先生负责交通运输和能源工业。他回忆道：“我们每天行程200公里，每个城市和工矿点只能停留2-3天，进行现场踏勘、调查访问、座谈、反馈意见，工作异常紧张。”正是因为这种沉重的压力，以及在向苏联专家学习敏锐的野外观察力、极强的即时准确的判断力和分析能力的过程中，使他受益匪浅，崔先生说：“这也大大培养和锻炼了我观察、分析和综合的技能。”

1958年至1966年，崔先生都是在青海、甘肃、云南、贵州等不同的考察队中度过。“大学毕业后的10年，从理论到实践的系统锻炼，使我一生受用不尽。”

正在崔功豪先生业务逐渐走向成熟和需要提高深化之际，“文革”开始了。1966年6月中旬，他奉命从贵州率队回校，就此专业生活基本停顿。崔先生感慨：“虽然其间也曾在宜兴建设了11个小水电站，在安徽休宁县搞了一年的土地利用规划，但这只是作为劳动锻炼和远离运动的一种举动罢了。”

塑造中国城市规划历史

“文革”中城市规划废弛，城市建设无序的形势严峻。文革将近结束之际，在国家进行治理整顿的形势下，城市规划开始恢复。个人长久业务荒疏迫切要求工作的心情，加上专业改革寻找新方向的需求，1974年，崔先生去北京访问当时的国家城建总局，得到了总局规划处领导和干部的热情接待和支持。中国1949年以来的规划实践，让时任城建总局领导深悉城市规划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而积极支持地理界的介入。于是，崔功豪先生开始走上专攻城市规划之路，也因此开辟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这也倾注了他在这之后的主要精力。

推动地理界介入规划界，打破“就城市论城市”传统

崔功豪先生是地理学背景——他是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南京大学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的第一届学生。而当时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教学和实践是由建筑学工科背景的规划人员承担的。回顾30年来规划实践中的得失和参照国际经验，规划界，尤其是国家规划部门领导深感改革的必要。

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家痛心于“文革”对城市建设的破坏，决定恢复城市规划。崔功豪先生认为这为地理界的介入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原先的学科领域中涉及的知识、理论、方法和研究恰恰是城市规划本来就应该需要的。这种相关性引领着崔先生逐步进入了城市规划领域。1974年底，崔先生代表南京大学主动接受当时的国家城建总局委托，开办一年期的城市规划干部培训班，在1975年和1976年先后编制了《江阴城市总体规划》和《烟台市城市总体规划》，其中区域分析和经济分析方法得到充分运用，在国内率先将经济地理学理论方法引入城市规划，得到当时江苏省委书记彭冲及国家城建总局有关领导和专家的支持和肯定，也改变了规划界长期以来“就城市论城市”的做法，提出必须要有区域观念，要“从区域论城市”，这也使得中国城市规划开始走上改革之路。崔先生所代表的“科学规划”的理念极大地影响和改造了原有的“技术规划”范式。就此发表的《城市规划经济分析》和《津市城市发展的区域依据》两文，得到很好的反响；崔先生与宋家泰先生合著的《城市总体规划》一书也是地理界至今撰写的第一本城市规划专著，代表着南京大学是最早将地理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引入城市规划的大学之一。

1983—1984年间，与宋家泰教授在宜昌

崔功豪先生的求索，代表了推动中国城市规划从主要依赖于规范思维和审美取向的设计技术和艺术，向首先重视演绎思维、讲求依据（证据、逻辑、可检验性）的科学转变和发展的一支力量。在他和一批抱有或接受同样信念的中国城市规划界前辈和追随者们的共同不懈努力下，城市规划在中国，靠“拍脑袋”拿方案或是机械照搬设计原则的现象越来越少，而首先是一种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行为。崔功豪先生也成为促成这种仍在进行中的中国城市规划的历史性成长的代表人物之一。

开讲数次规划培训研讨班

 《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已成为规划专业和人文地理专业学生必备的教材和参考书之一

在美国研究中国城市化，修正国际学界谬误

当对城市规划思考愈多之后，崔功豪先生开始关注城市化的理论课题。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城市地理学传统研究领域，是城市发展和规划的宏观背景和依据。崔先生系统地研究城市化始于1985—1986年在美国做访问教授时期。他说：“当时在阅读国外研究中国城市化的文献中，由于他们只注意表面的统计数据和报刊上的报道，而不了解其背景和实质，因而谬误众多。于是我和阿克伦大学马润潮教授（美国研究中国城市地理的权威）共同开展了中国城市化的系列研究，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报（AAG）（相当于我国地理学报）发表了《中国行政体制变化和城市人口》一文。”这是中国大陆学者在AAG学报上第一次发表论文，对中国城市人口的构成、类型以及行政体制变化对城市构成和统计口径的影响作了明确的界定和系统的说明，澄清了国际研究中一些模糊和有误的观念，被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和引用。

1988年，崔功豪先生又通过主持在南京召开的第二届亚洲城市化国际会议和所作的主题报告，对近10年中国城市化研究作了系统总结，发表了对中国城市化思考的文章。7年后，在美国鲁斯基金会的资助下，崔先生与马润潮先生共同组织了中美共13个教学、科研和规划设计单位，开展“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的研究，对我国从北到南、从东到西8个省区19个县市，26个建制镇展开不同类型的实地调研，对我国以小城镇为中心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特点、机制、类型、阶段以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随着国家加快城市化进程，崔先生在我国很多城市都留下了努力引导各地科学有序地推动城市化的身影。

1988年主持第二届亚洲城市化国际会议

在美国华盛顿参加AAG1992年年会

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的身影

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的身影

躬身理论与实践，展开城市空间的“课题链”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长江中下游沿江产业—城市带地理条件研究”，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沿海城镇密集区空间集聚与扩散机制研究”长三角片负责人，主持“长江三角洲空间扩展与结构演化规律研究”“新城市空间形成演变——城市空间重组理论”研究，指导国内第一篇有关城市边缘区研究的硕士论文和第一篇关于城市带的文章，崔功豪先生的研究拓展到城市空间结构领域。

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既是城市地理的核心内容，也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理论支撑。城市空间是人地相互作用下的特殊空间，它不仅受制于原生的自然背景，更受到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和人口数量、结构的影响，因而城市空间始终处在动态变化中，它的形态结构也不断演变。世界各国的学者，结合本国的特点已经总结了不同的城市空间结构的模式，然而我国对此还缺乏深入的理论探索和模式构建。对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重要的是划分空间层次。根据我国城市发展和空间关系，崔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即提出将城市空间结构划分为外部结构（城镇体系）、内部结构和边缘区结构。通过诸多理论探索和实践检验，崔先生彼时指出长江三角洲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等主要城市已经出现人口郊区化现象，总结提出宏观政策、投资、市场、辐射机制等是长江三角洲城市连绵带形成的动力机制；而城市空间扩展演化受到城市功能转型、产业结构调整、交通导向、行政区划的重要影响。这些研究结论，对于至今的城市发展研究都大有裨益。

强调依据与创新，从城市规划到区域规划

20世纪80—90年代，随着中心城市的扩展，城市由点及面，城市与区域的界限逐渐模糊，城市区域化、区域城市化已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基本趋势。这也成为崔功豪先生关注的另一个主题。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城市区域关系发生新的变化，也对城市规划提出了新要求。崔先生结合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苏州、无锡城镇体系规划，杭州、苏州都市区规划，苏锡常都市圈规划、城镇群规划等等，开展了较为广泛的城市区域规划和研究。他根据全球化和全球竞争的基本特征，提出了城市区域是城市竞争的基本空间单元的论点；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城镇体系规划中的问题，提出了新形势下城市区域规划中整体观、竞争观、生态观、协调观以及以人为本的新理念，区域支撑系统规划及共建共享观点，以及城市发展定位的新思路。一系列观点皆在江苏省乃至外省开展类似的工作中被汲取和应用。

崔功豪先生从来都反对把理论机械化，只抓住一些表面性的结论，而是反复强调深入的调查、分析，强调规划的依据，强调在依据的基础之上努力创新、大胆创新。因此，虽为我国城镇体系规划理论的创立者之一，但在主持和指导相关规划中，崔先生拿出的往往并不是“经典式”的体系结构规划方案，而是一些看似“另类”却确实贴近实际的成果。比如，崔先生主持的浙江省温岭市市域规划、城乡一体化规划中，对城镇体系的规划方案是一个“层次结构”与“网络结构”的结合；指导的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中，都市圈、城镇群的概念得到充分运用。

勤勉尽心，却自视路石基砖

崔功豪先生反复强调，如果说自己做出了一点点成绩，那都是时代的发展、中国的腾飞使然，是祖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对城市规划提出了新的要求，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理论及实践的成功，需要生生不息地继承和发展。所以，崔先生教学、研究与实践的60年，也是一支队伍、一批人才形成并不断发展的60年。学生们总是用宽厚谦和形容崔老师的教书育人。在学生们的印象中，崔老师似乎从来不生气，对不同意见总是委婉地提出建议，对创新总是给以鼓励和支持，在取得成绩的时候，总是首先归功于一起工作的同事、学生。

崔先生先后主持、参与编制了中国诸多城市的城市总体规划，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国城市的良性发展贡献卓著

建言智慧城市发展

当我们思索崔功豪先生对中国城市规划事业的贡献时，我们可能习惯于认为是他帮助建立了中国城镇体系规划理论，对中国城市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中国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经验和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检验、总结和建构等。这当然是崔先生已有的巨大贡献，但是更具意义的不是内容本身，而在于崔先生和我国其他一些卓越的城市规划学家一道，帮助促使规划界能够意识到城市是一个系统，城市规划需要更富有机制性的思考，需要考虑各种要素、考虑整个系统的协调。这种理性思维的能力，以及在意识到这些之后，在实践中进行科学调查研究分析的能力，对科学方法论的掌握和尊重，才使得我国的城市规划能够不断适应急剧变化发展的形势，始终为城市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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